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决定此后数年议程的某些政治事件出现在1967年。

　　——穆罕默德·阿里·艾巴尔¹⁷⁶

　　第一次党内辩论发生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和之后。在此之前，土耳其工人党一直试图建立一个能够代表土耳其所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伞式组织。正如萨敦·阿伦所写，1965年之前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甚至《方向》评论的批评者也没有激怒土耳其工人党反对参与该评论的所谓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阿夫哲奥卢及其朋友以“雇员党”的名义组建第二个工人党的倡议似乎也没有惹恼该党。但在1965年选举之后，土耳其工人党赢得了14个议会席位和1个参议员席位，这种反对派开始具体化。¹⁷⁷ 这里的主要讨论是关于党将遵循的革命战略。以穆罕默德·阿里·艾巴尔和贝希杰·博兰为代表的党的领导层倾向于基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该方法建议参与宪政体系，并在知识分子与人民，主要是工人阶级之间建立联系。正如穆罕默德·阿里·艾巴尔所写，党章第53条建议，各级党组织中一半的工作人员应从工人阶级成员中选举产生，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任何知识分子对党的工人成员实行专政。¹⁷⁸ 另一方面，以米赫里·贝利为代表的民族民主革命策略声称，土耳其的结构性条件尚未准备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一个由进步社会阶层组成的阵线应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干预来夺取政府权力。¹⁷⁹

　　反对派对党的领导层的这种挑战在马拉蒂亚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具体化，以艾巴尔和博兰为首的集团成功地维持了其在党内的作用，并将反对派派系驱逐出党。因此，党决定在宪政体制内维持其斗争，这也体现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中。¹⁸⁰

　　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土耳其就宪法是否对社会主义持开放态度进行了激烈的讨论。1967年5月，总统杰夫代特·苏纳伊在自由与宪法节上发表讲话，宣布宪法不允许基于阶级的激进政治运动，即社会主义。这次讨论的主要对象是土耳其工人党，因为唯一试图在宪政体系边界内支持社会主义政权的政党就是土耳其工人党。在这种氛围下，其他政党的压力也增加了。一方面，正义党指责土耳其工人党是苏联的下属机构；另一方面，共和人民党宣布了其“中间偏左”的政策，这实际上导致土耳其工人党看起来像一个反对土耳其主流政党的边缘政党。在这种背景下，艾巴尔和他的朋友们试图让公众相信，1961年宪法及其自由主义方面允许基于社会主义的政策，并且土耳其工人党提出了独立于冷战时期两个集团的独立政治策略。¹⁸¹ 这一点向我们展示了土耳其工人党领导层如何试图通过发展基于宪政体制的革命策略，一方面反对反议会主义力量，另一方面反对议会主义力量。

　　这里必须提到一些影响、被引用或在土耳其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讨论的国际政治发展。第一个问题是党员日益增长的反帝强调。从其成立开始，土耳其工人党从未放弃宣布其反帝或更明确地反美立场，这也反映在1960年代初期制定的党纲中。¹⁸² 在1960年代前半期，关于美国帝国主义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土耳其的经济独立问题。然而，在1960年代后半期，美国的军事活动问题也被提上了议程。正如萨敦·阿伦在引用穆罕默德·阿里·艾巴尔的一次演讲时所写：

　　“土耳其工人党对美国的立场变得强硬，并在1967年底达到顶峰。党的主席穆罕默德·阿里·艾巴尔在1967年11月12日伊斯坦布尔的一次会议上的演讲中宣布了以下声明：‘我们的第二次独立战争已经开始。美国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消极抵抗运动将加速。(……)’”

　　在这段引文中，甚至看到一些反对北约和美国帝国主义的运动被发起。¹⁸³ 然而，国际政治中的两个重要发展对这种对帝国主义的强调产生了影响。

　　第一个发展是越南战争，作为美国军事帝国主义干预之一。尽管战争始于1959年，但土耳其工人党与此问题的关联更多地与穆罕默德·阿里·艾巴尔于1966年加入罗素法庭或国际战争罪法庭有关。实际上，艾巴尔是该机构的法官之一。¹⁸⁴ 如果我们考虑到艾巴尔与国际左翼人物的相识以及他作为法庭访问越南的结果在越南的观察，可以说该党在国际政治和反帝方面获得了新的前景。¹⁸⁵ 艾巴尔承认，发起第二次独立战争的呼吁是由美国在越南的罪行所激发的。¹⁸⁶

　　第二个国际发展是1967年中东的六日战争或阿以战争。这场战争被土耳其工人党领导层视为不仅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基于宗教原因的战争，而且也是将美国帝国主义的扩张目标扩展到整个中东（包括土耳其）的斗争。中东将成为美国所有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的中心。党的领导层认为，美国正试图利用土耳其为其自身目标充当巡逻队，因此试图将土耳其工人党赶出土耳其政治。¹⁸⁷ 因此，可以说这场战争及其后果或在国际和国内舞台上的评估构成了导致土耳其工人党在反帝政策上采取更多行动的动机之一。

　　如果考虑到二战后世界经历的冷战氛围，可以说土耳其工人党的反帝前景对应于对两极国际体系中一个集团的抵抗。然而，为了理解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讨论主题，还必须关注以苏联为首的另一个集团。土耳其工人党一直与苏联集团保持距离。土耳其独立于所有外国压力是该党的主要动机；党的主席穆罕默德·阿里·艾巴尔试图根据土耳其的结构背景为土耳其工人党制定独特的政治策略。如上所述，党章第53条也是这种渴望摆脱为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预见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策略的反映。¹⁸⁸ 然而，艾巴尔和党的领导层其他成员都没有公开反对苏联政权的行为。甚至鼓励土耳其与苏联之间的和解政策。例如，萨敦·阿伦欢迎苏莱曼·德米雷尔访问苏联，认为这对土耳其经济和外交政策是积极的发展。¹⁸⁹

　　然而，1968年8月21日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介入成为土耳其工人党，特别是艾巴尔评估苏联的转折点。党主席立即宣布，土耳其工人党主张土耳其在所有领域的完全独立，这意味着土耳其不应成为任何国际集团的一部分。根据艾巴尔的观点，一个国家的问题应该通过人民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政治在国内解决。因此，苏联的这种专断行为不能被接受。¹⁹⁰ 他甚至将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介入比作美国对越南的占领，并补充说，他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区别。在这种氛围下，艾巴尔提出了他“土耳其特有的社会主义”的构想，试图阐明他（他指的是他自己和作为土耳其工人党主席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主要取决于土耳其在所有国际集团中的独立。这种方法也反对任何自上而下决定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工人阶级的努力来进行。实际上，艾巴尔基于土耳其历史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来构想土耳其社会主义的努力在1968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例如，1967年11月，他在《安特》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土耳其社会主义的特征”的文章。¹⁹¹ 国际舞台上出现的事件，连同土耳其国内关于社会主义者革命策略以及奥斯曼社会秩序的讨论环境，促使他根据政治实践中的对应物重新考虑社会主义理论，尽管他声明这种社会主义理解的主要概念来源于党纲和党章。然而，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介入是党内分裂变得更加明显的最终点。在艾巴尔于安卡拉省代表大会上发表宣布“土耳其特有的社会主义”的演讲后，土耳其工人党的五位杰出成员，即贝希杰·博兰、萨敦·阿伦、沙班·埃里克、尼哈特·萨尔根和明内图拉·海达罗格鲁，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声明，指出了艾巴尔倾向于“个人统治”以及艾巴尔对社会主义特征造成的一些混淆。关键的措辞在于这份五人宣言的第二条，即“接受社会主义进步的一般原则和法律的框架”，这明确指的是艾巴尔对社会主义策略本土性的强调。¹⁹² 这份宣言构成了艾巴尔与签署者之间的一个基本断裂点，不仅在知识层面，而且在个人事务上。讨论的这种个人冲突维度也可以在这些人的演讲中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