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里夫·马尔丁的文章《中心-边缘关系：解读土耳其政治的关键？》¹¹⁴ 更加清晰地阐释了屈曲克梅尔的方法。首先，如前所述，1960年代是历史或历史社会学研究非常丰产的时期。正如库尔图卢什·卡亚勒所言，马尔丁也可以被视为这个时代的贡献者，尤其是他的著作《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治观点》。但他关于中心与边缘关系的文章也可以被视为对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的进一步分析。因此，将这篇文章与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出版的其他作品一起考察，可以为我们提供关于左翼知识分子和谢里夫·马尔丁不同立场的不同观点。除此之外，马尔丁基于中心-边缘分析提出的建议，评估了一种更以土耳其为中心的分析，尽管中心-边缘的框架主要借鉴了爱德华·希尔斯。¹¹⁵

　　马尔丁的文章将根据三点进行讨论。首先，我们必须关注马尔丁的主要公理，他用爱德华·希尔斯的一句话来断言：“社会有一个中心”。从文章标题可以理解，马尔丁借用了中心和边缘的概念作为评估土耳其政治的建议。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中心-边缘关系在土耳其社会中从古典奥斯曼时代到共和国时代具有连续性。因此，中心-边缘关系不是土耳其现代化或西化的结果，而是土耳其特有的一种结构，尽管会根据形势有所变化。

　　其次，在奥斯曼帝国的古典时期，我们谈论的是苏丹与雷亚之间的中心-边缘关系，而随着社会秩序的解体和土耳其现代化，这种关系转变为官僚中心与显要人物边缘之间的关系。虽然官僚与人民之间的社会不连续性仍然存在，但显要人物可以作为地方决策者在他们之间形成中介角色。官僚与显要人物之间最显著的特征是，显要人物不被允许干预全国性的决策过程。民主党的崛起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要求在国家级层面运用自身主动性的一种反映。

　　中心和边缘之间的文化和经济差异始终存在，但共和国时代作为现代化计划结果的文化差距导致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失败，“这种文化差距使革命在政治上陷入僵局。”¹¹⁶ 这些革命或结构和上层建筑调整仍然是局部的，并在操作者与普通民众之间造成了分歧。因此，官僚中心出现了寻求合法性的问题。

　　尽管马尔丁和屈曲克梅尔的方法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很大的差异。首先，屈曲克梅尔也描述了奥斯曼时代和共和国时代之间的连续性，并将整个土耳其现代化统一在一个问题之下；然而，他也试图将古典奥斯曼时代与帝国社会解体开始后的最后两个世纪的奥斯曼社会区分开来。这一点的重要性源于他们对社会发展的不同评估。实际上，屈曲克梅尔也断言，在现代化努力开始后，苏丹与雷亚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权力和行动者的转变。关于这一点，中心-边缘分析似乎也被包含在屈曲克梅尔的方法中，但具有不同的方面。在屈曲克梅尔的著作中，西化初期的冲突并未被呈现为先前中心-边缘关系的自然延续。事实上，这是一种次要冲突，它掩盖了社会基础中实际的主要冲突。

　　相比之下，我们在马尔丁的建议中只发现一个社会层面，而在屈曲克梅尔的方法中发现了两个社会层面。这种基于一个层面的分析，使凯末尔主义正常化：凯末尔主义可以被视为中心-边缘关系的自然演变；所经历的问题只是错误实施的结果。如果凯末尔主义能够实施适当的措施来缩小官僚骨干与人民之间的差距，并使中介行动者在国家范围内发挥作用，¹¹⁷ 现代化的问题也可以克服。

　　其次，我们必须关注现代化带来的冲突方面。根据马尔丁的观点，中心由官僚构成，而边缘由人民和显要人物，实际上主要是显要人物组成。人民通过显要人物的中介作用被纳入边缘。这种关系中的主要问题是官僚与显要人物之间的权力冲突，以及官僚与人民之间的文化差距。这种权力冲突和文化差距的构成是中心与边缘之间紧张关系的真正原因。

　　尽管如此，在屈曲克梅尔的方法中，次要冲突是两个官僚集团之间的冲突。甚至不能构成一个阶级的官僚骨干，由于思想上的分歧而分裂为二，然后这两个集团开始寻求可以依赖的社会阶层。通过这种方式，随着第二集团对伊斯兰主义-东方主义公众的依赖，西方主义-世俗主义官僚与伊斯兰主义-东方主义人民之间的冲突再次被创造出来。实际上，人民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而显要人物则可以随心所欲地通过与官僚骨干结盟来渗透政治领域。

　　因此，谢里夫·马尔丁基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一个冲突，而屈曲克梅尔指出了两个冲突：一个阶层内部冲突和另一个阶层间冲突。但政治领域被阶层内部冲突所覆盖，这种冲突通过选举蔓延到整个社会。因此，马尔丁分析中的中心-边缘关系可以被视为与社会发展相一致，而屈曲克梅尔将伊斯兰主义者与西方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描述为次要冲突变得有意义。

　　第三，我们必须关注马尔丁和屈曲克梅尔方法中这些社会冲突中的文化-经济关系。之前提到，在马尔丁的思想中，官僚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文化差距对官僚骨干的革命性实施具有阻碍作用。此外，中心与边缘之间也存在经济利益的差异。然而，中心-边缘关系中的主要动机是这种文化差距。在与谢里夫·马尔丁的一次对话中，采访者提醒马尔丁，对他的分析的批评指出该分析不包含经济和阶级进程。马尔丁的回答没有质疑这个问题。¹¹⁸ 但关于屈曲克梅尔的分析，我们可以谈论基于文化-经济关系的两个讨论层面，它们实际上是等级分明的。如果文化的次要冲突能够被克服，那么主要的经济冲突就会成为焦点。

　　在此，我们可以看看阿里·盖夫吉利里对边缘中发展关系的评估：

　　“除了在罕见条件下直接和自主地进入政治生活之外，边缘和群体关系也使来自不同地区和阶层的人们在（现代化的）起始阶段能够间接地、非自愿地或被动员地进入。这种政治动员，有时是由于边缘的强制，有时是由于有效的机构或个人，在最后阶段，将代表被动员的群体或以其名义运作的当代政治动机提升到意识水平。”¹¹⁹

　　盖夫吉利里将这种描述作为对现代化进程的总体概述。但我们也可以评论说，中心-边缘分析接受这种一般描述作为描述土耳其社会的有用手段。或者至少，马尔丁试图表明，如果边缘关系能够提升到上述水平，那么基于中心-边缘关系的土耳其社会现有问题就可以解决。然而，屈曲克梅尔断言，由于土耳其的政治结构，这种边缘关系无法出现，或者现有的基于第二官僚集团与边缘之间依赖关系的边缘关系实际上是对以大众名义进行政治动员的阻碍。盖夫吉利里通过引用屈曲克梅尔来提醒我们土耳其社会的这种特殊性：

　　“外部系统所传递的世界观、文化或社会/政治斗争手段，无疑会在土耳其的内部世界造成一个严峻的困境，或者用伊德里斯·屈曲克梅尔有趣的定义来说，即‘秩序疏离’现象的所有维度。”¹²⁰

　　盖夫吉利里对外部系统的强调在这里至关重要。如前所述，屈曲克梅尔不断提醒注意，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只能通过发展内部社会动力才能成功实现。但将外部的精神和物质系统转移到土耳其实际上抑制了这种内部发展。因此，除非这些“世界观、文化和社会/政治斗争手段”的概念不被分析，否则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真正关系就无法解构。

　　将这三个方面综合评估，可以得出结论，马尔丁和屈曲克梅尔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开始分析之前所持有的问题。马尔丁希望为土耳其政治提出一个模型，可能是考虑了1971年的备忘录。“问题的本质是中心为控制边缘所做的努力。”¹²¹ 他的仅仅是一个模型的建议，可以使土耳其政治的评估更加可能。文章标题末尾的问号实际上也指向这一点。因此，中心-边缘分析是一种科学的探索；这是一篇出于科学关切而撰写的政治分析。另一方面，屈曲克梅尔的动机更多是出于对社会政治阻碍的政治关切。他将现有的政治结构评估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并通过对此事实做出反应，试图构建一种政治策略。屈曲克梅尔有意识地质疑了现有体系。

　　马尔丁和屈曲克梅尔之间的明显差异也可以解释土耳其学术界对其分析关注度的差异，马尔丁的分析受到高度关注，而屈曲克梅尔的分析则经常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