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点，写字楼的灯一排接一排地熄灭，只剩保洁推着清洁车，安静地穿过长长的走廊。我关掉工位上最后一盏台灯，没有马上走去等电梯。落地玻璃窗很大，整座上海的夜景铺在脚下，高架上一串一串的车灯，像缓缓流动的长河。

　　 我算不上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不到一岁的时候，母亲就抱着我乘着火车来到这里。到2026年，我已经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二十六年。

　　 我在市中心的写字楼上班，收入还算不错。西装、工牌、加班之后随手点的外卖，在外人看来，我的日子应该算过得光鲜亮丽。可每次趴在落地窗往外看，这座繁华的城市总会让我觉得陌生。夜景再好看，好像始终和我隔着一层厚厚的障壁。

　　 电梯往下走的时候，手机亮了一下，是母亲发来的消息，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我回复她刚洗完澡准备休息，一切都顺利，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她叮嘱我早点睡觉，不要太过劳累。

　　 只要加班了，公司就可以报销打车费用。我下楼坐上滴滴，离开内环之后，路边高大的楼房慢慢变少，路灯也稀疏下来。我望着窗外渐渐陈旧的街道，不由自主想起少年时那条日复一日往返的上学路。

　　 我的父亲尹建国出生在1974年，年轻时吃过很多苦头。九十年代从四川来到上海谋生，一开始靠干体力活，当搬运工，一点点攒下一些积蓄。后来，父亲当时的老板不打算做了，准备离开上海，于是父亲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掏出积蓄，接下了原来老板的厂。

　　 说是工厂，其实只是一间简陋的五金加工小车间，摆着几台老旧的机器。但是为了谈生意时体面一点，父亲对外都说自己经营着一家正规公司，听上去像个小有规模的老板。

　　 父亲做的是五金配件加工，手下也就三四名工人。生意清淡的时候，几个人坐在厂房外的马路边抽烟打发时间。订单多起来的时候，就要整夜赶工。父亲的手上总是带着新旧交错的伤口，指甲缝里积着一层很难洗干净的黑色油污。

　　 我母亲杨桂兰是1976年生的，比父亲小两岁。我出生后，母亲抱着我跟着父亲来到上海帮忙打理生意，厂里的一日三餐都是她来做，空闲的时候也会走进车间搭把手，力所能及的活她都会帮忙。

　　 每到过年，我们一家三口都会赶回四川老家。行李箱每次都塞得满满当当，仿佛要把一整年在外打拼的成果全都带回去。老家的亲戚都说我父亲在外地开公司做老板，没人清楚我们在外打拼的辛苦。我们付出的劳累一点不比留在家乡做事的人少。

　　 上海发展的速度很快，父亲租下的厂房每隔几年就要搬迁一次，或是因为房租上涨，或是因为拆迁改造，每搬一次，位置就往郊区更深处挪一点。

　　 为了不耽误我的学业，父母没有给我更换学校，但我上学的路程却因此越来越远。从最初二十多分钟的车程，慢慢拉长到半小时，最后单程差不多要一个小时。冬天清晨天还没亮，我就要出门等公交。自此，家里定下了规矩，晚上十点之前必须上床睡觉，不然白天上课时没精神，撑不住。

　　 年纪小的时候，我并不觉得自己和同班的本地孩子有什么区别。慢慢长大之后才明白我和他们之间的身份鸿沟——别人拥有这座城市的户口，而我只是一个外来者。

　　 厂房里除了我们一家人住之外，还住着帮父亲干活的工人。有从安徽过来的大刘和小刘，他们是一对兄弟，相差三岁，白天跟着父亲外出送货安装。还有江苏来的小王，年纪更轻一些，经常和大小刘聚在一起闲聊，偶尔还会说一些粗俗的玩笑。

　　 和小王同住的是一个本地人，厂里所有人都喊他老顾，我礼貌地叫他顾大伯。他比父亲年长些，话不多，但手上的手艺还算扎实。

　　 我年少时所谓的家，说是家，其实就是厂房边上搭出来的几排矮房。矮房隔音差，夜里谁翻个身、谁咳嗽，谁压低声音打电话，隔着薄薄的墙壁都听得清清楚楚。

　　 房间的地板都是水泥地，经常带着灰，下雨天的时候屋顶会叮叮当当的响，有时还会漏水。

　　 厨房是柴火灶，一灶两口大锅，母亲每天都要烧水做饭，给父亲，也给那几个住在厂里的工人。洗澡的浴室没有热水器只有冷水龙头，每天都要靠大锅烧热水，然后再用桶把热水提到浴室去才能洗澡。

　　 热水总是优先给白天厂里工作的人，母亲基本上都是最后洗澡的那个，轮到她的时候一般已经是十点以后了。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家和厂并没有分开，吃住都在一起，过道窄窄的，窗对着窗，门也时常关不严，厨房的柴火味会钻进每间屋里，提醒着接下来就快到饭点了。

　　 如今的我在市中心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可记忆始终停留在郊区那片油污弥漫、烟火缭绕的矮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