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跑回那间租来的、十平米的小屋的。

　　钥匙插不进锁孔，试了三次，冰冷的金属在颤抖的汗手中滑脱。

　　门关上的瞬间，她背靠着门板滑落在地，像一具被抽走了骨头的木偶。

　　一夜未眠。

　　她甚至没有开灯。窗外，城市那永不熄灭的、流动的霓虹灯光，透过薄薄的窗帘，在她脸上投下忽明忽暗的斑驳。

　　她抱着膝盖，坐在冰冷的地板上，身体还在因为后怕而发抖。

　　张明华那张扭曲、狰狞、被烫红的脸，和他最后那声非人的惨叫，在她脑中反复回放。

　　她想到了报警。

　　然后她自己否决了。

　　她要怎么说？

　　一个“酒后失态”的领导？

　　一个“反应过度”的下属？

　　她没有任何证据，除了他脸上的伤。

　　而那伤，是她亲手造成的。

　　在“组织”看来，这是“殴打上级”。

　　她想到了辞职。

　　这个念头是如此强烈，她几乎要等到天亮就去收拾东西。

　　可是……她想到了父母那张“一辈子终于出了个大学生干部”的骄傲脸庞；想到了自己四年政法系的“优秀毕业生”；想到了那场全省第一的笔试。

　　“沉没成本”——这个她刚从“互联网”上学来的词，像一把冰冷的锁，拷住了她的脚。

　　她不甘心。

　　她不能就这么灰溜溜地，像一只败犬一样逃走。

　　天快亮时，苏晴站了起来。

　　她走到衣柜前，那扇摇摇欲坠的柜门上贴着一面廉价的穿衣镜。

　　镜子里，是她那张苍白、惊魂未定的脸。

　　她的目光，落在了挂在柜门上、那件她昨天刚洗干净的——白色棉布连衣裙。

　　那件象征着“阳光”、“活力”、“金花”的裙子。

　　她伸出手，却不是去拿它。

　　她从衣柜的最底层，翻出了一套衣服。

　　那是她母亲怕她刚工作、穿得“太学生气”，硬塞给她的。一套深蓝色的、老气的涤卡布料裤装，裤腿宽大，上衣还有一个假领子。

　　她面无表情地换上。

　　她走到镜子前，解开了马尾辫，用梳子（沾了点自来水）把头发梳得紧紧的，在脑后盘成一个最老气的发髻。

　　镜子里的人，变了。

　　那个“扑面而来”的“亮色”消失了。取而代D代的，是一个面色蜡黄、神情呆滞、穿着“工作服”的、模糊了性别的“影子”。

　　她甚至故意没有好好洗脸，任由眼下留着一圈青黑。

　　她要亲手“杀死”那个“金花”苏晴。

　　第二天，早上八点二十五分。

　　当苏晴再次推开505室的门时，办公室里那两个“活人”的反应，比昨晚的尖叫还要刺耳。

　　李姐正拿着小锉刀修指甲，锉刀划过指甲的“沙沙”声，在苏晴推门时，戛然而止。

　　老刘正展开《人民日报》，报纸的“哗啦”声，也在苏晴进门时，凝固了。

　　两个人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射向苏晴。

　　他们看到了她的新“造型”。

　　李姐的嘴角，慢慢地、不可遏制地，勾起了一个“果然如此”的、充满胜利感的嘲讽。

　　那神情仿佛在说：闹啊，你再闹啊？

　　还不是得乖乖回来，装成这副“奔丧”的样子。

　　老刘的反应则更深沉。他只是抬了抬眼皮，那双永远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是同情，而是“失望”。

　　他看了一眼苏晴，然后摇了摇头，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重新把视线落回了报纸上。

　　那眼神仿佛在说：“丫头，你把路走绝了。”

　　里间的门，死死地关着。

　　张明华在里面。苏晴能听到，里面有压抑的、轻微的咳嗽声。

　　他没有出来。

　　这间办公室，陷入了一种诡异的、零度以下的冰点。空气是凝固的，流不动了。

　　苏晴面无表情地走到自己的工位，那个她昨晚仓皇逃离的地方。

　　她的行李箱还在桌下。老刘的搪瓷缸，却不见了。

　　她刚坐下，还没来得及开电脑。

　　“小苏。”

　　李姐的声音响了起来，尖利，清脆，充满了底气。

　　苏晴抬起头。

　　“去，”李姐用下巴指了指角落的开水壶，“把开水打满。没眼力见吗？等我教你？”

　　这不再是第一天的“提点”，这是赤裸裸的、对“失败者”的命令。

　　苏晴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她拿起水壶，走了过去。

　　她刚打完水回来。

　　“小苏，”李姐又叫了起来，“我这地脏了，看不见？昨晚谁打翻了茶水，弄得满地都是？”

　　她故意把脚边的（根本不存在的）污渍踢了踢。

　　苏晴沉默地放下水壶，拿起（根本不归她管的）拖把，开始擦地。

　　李姐翘着二郎腿，一边修指甲，一边居高临下地看着苏晴在她脚边忙碌，发出了满意的“哼”声。

　　她赢了。

　　苏晴擦完了地，洗干净了拖把，回到了自己的工位。

　　她打开了电脑。

　　她还有最后一丝幻想。

　　那份《互联网发展现状调研报告》。

　　那是“工作”。

　　那是她熬夜写出来的。

　　她（天真地）认为，就算“人”斗不过，至少“工作”是真的。

　　她把那份报告（她昨晚逃跑前，下意识地保存了）重新整理好格式，用打印机打印了出来。

　　打印机“滋滋”作响，在死寂的办公室里，显得尤为突兀。

　　李姐轻蔑地瞥了一眼。老刘的报纸，翻过了一页。

　　苏晴拿着那份还带着余温的、凝聚着她所有“学霸”心血的报告。

　　她站起来，走向了那扇紧闭的、通往里间的木门。

　　这是她的“社会性死亡”前，最后一次“申诉”。

　　她敲了敲门。

　　“咚、咚。”

　　里面的咳嗽声停了。

　　“进。”

　　声音沙哑、压抑，像生了锈的铁门。

　　苏晴推门而入。

　　张明华坐在他的大班椅上，背对着光。

　　苏晴看清了他。他没有一瘸一拐，但他的脖子上，衬衫领口遮不住的地方，赫然贴着一圈纱布，纱布边缘，是烫伤的、恐怖的红紫色。

　　他瘦了，或者说，脱水了。眼窝深陷，正用一种阴鸷、冰冷的目光，看着她。

　　那目光里，再也没有第一天的“欣赏”和“黏腻”，只剩下纯粹的、不加掩饰的怨毒。

　　“张科长，这是您要的……”苏晴把报告递过去，她还想说“互联网调研报告”，但她没能说出口。

　　张明华一言不发。

　　他接过了那份报告。

　　他没有看内容。

　　他当着苏晴的面，用那双（可能同样被烫伤了、包着纱布的）手，抓住了那份报告。

　　然后，慢慢地，用尽全力地——

　　“嘶啦。”

　　他将报告撕成了两半。

　　“嘶啦。”

　　他又将那两半，撕成了四半。

　　他甚至没有扔进苏晴能看到的纸篓里。他转过椅子，背对着苏晴，把那堆碎纸，扔进了他自己脚边的、私人的垃圾桶里。

　　“社会性死亡”。

　　苏晴终于明白了老刘那个眼神的含义。

　　她，苏晴，从今天起，在这个科室里，死了。